初入院落，几声响亮的鸡鸣，和着蛐蛐忽高忽低的叫声，让我的心欢快得像要飞起来了。真有些难以置信，在北京这个大都市里，居然还能捕捉到这样一丝田园风情的余韵。置身于此，你才会觉得，自己生活在一个充满生机的世界里，在这里，不同的生命形态皆能相互包容、和谐共处，一同迸发出跳跃的活力。

看着脚边不紧不慢踱着步的大公鸡，骄傲的扬起小脑袋，不远处的白鹅，伸长了脖子望着天，嘬着嘴“嘎嘎”地叫，几只小鸭子也不甘示弱地跟在它们身后，摇摆着身体笨笨地跑着。这样一幅温馨的画面是如此真切地感动了我，甚至让我忘了初春渗着凉意的北风，站在院子里看了好久。我知道，张德祥一定对生命有着特殊的理解与感悟。

在他眼中，世间万物都依据各自的命运走过生死，而每一条用生命趟出的路，都是值得被尊重的。它们用或长或短的一辈子来向世界证明，曾经存在。当问及他心中有没有最特别的生物时，我们自然而然地聊到了马。

说它特别，是因为它是唯一一种与龙比肩而论，且真实存在的动物。我们常说“龙马精神”，亦常困惑于驮着河图腾出海面的是龙还是马。但是，最能说明龙马并论的，恐怕要从张德祥收藏的一件老家具说起了。

这是一件产于东阳的清代罗汉床，虽非名贵材料，亦非名师大作，但却让张德祥颇为钟爱。他感叹着回忆道：“这张大床来我这儿也快三十年了。” 简单的一句话，又饱含了多少复杂的情感，三十年，对于一张数百岁高龄的大床来说只是弹指一挥间，但对于一位和家具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收藏家来说，当真不算短了。我心里正生出些感慨，就听老先生接着说道：“当初决心要收它，正是因为它独步天下的雕工。看，它的主题就是马。” 这才想起，我们是来找证据的。

罗汉床的左挡板上，精雕着一幅画。画上，一员猛将手舞一杆长枪，作势要向对面扫去，将军胯下战马气定神闲，没有一丝畏惧。而与之对阵的，则是一位手拿摇铃与铜镜气势凶猛的神将，再看他的坐骑，竟是一条神龙。它将龙须高高甩起，仰着头瞪着眼，一副势在必得的傲气。龙马对阵，龙的张扬与马的淡定形成鲜明对比，让人着实感叹于马的勇敢与气度。一天一地，一人一神，一龙一马，我们或许能从这幅图纹中读出些什么，古人大概已经开始觉醒于人类的强大了吧，不再一味地敬天为神，而是有了改造自然的“逆天”之想。我们亦不难看出，千百年前，我们的祖先们便在整个中华大地上埋下了一种别样的情愫——敬与爱，重与怜——只对马。

也许，正是由于对马的敬畏，才有了马神庙和有关马神庙的种种传说。如今，虽然已鲜有人会举着香火虔诚地匍匐在马神脚下，祈求赐福了，但从历经千百年岁月洗礼的飞翘檐角、汉白石狮、实木红门及威武神像中，我们仍可看依稀辨出当时的恢弘气派。眼前，像是真有各家小姐娉娉婷婷地随在夫人身后，赶着初一、初七、十五这黄道吉日，来给马神供奉香火呢。这其中，究竟有什么力量，能让人心甘情愿地将一种动物奉若神明，甘愿祈祷于它的庇护？

张德祥说，马是最接近人的一种动物。也许人们崇拜马、信奉马，也正是对人类自身的能力的认定吧。从神化幻象回到现实空间，张德祥将马落地生活，让它少了一丝仙气，多了一点儿人气。

在过去男耕女织的久远时代，人是依赖于马存在的，马意味着版图，意味着家国，甚至意味着生存。它身负着繁重信息的传递任务，连结战争，连结亲情，传递喜讯，也传递哀伤。在那个通讯极其闭塞的年代，谁家马厩里没有一匹忠诚的老马呢？大户人家的门口，还必然会有两块上马石，青石为底，精雕细刻，静静的托起主人的尊贵与马儿的谦卑。现在，老马已逝，四合院西南角的马厩也成了车库，而念旧的人还会在马槽里种上荷花，祭奠曾忠于一个家族的那位老朋友。

其实，无论社会以怎样的速度在发展进步，马从未脱离我们的生活。从马路到马灯，从马靴到马裤，从马褂到马甲，人们也已习惯了用车水马龙来形容人来人往的热闹，用走马观花来形容不甚用心的边游边看。随着历史的变迁，它已经从具象的某种动物逐渐演变成了人们精神世界中的一种存在，我们不再与它形影相随，却从未在记忆里将它抹去，它的存在，似乎已化成了一种信仰，烙上了中国印章，它驮着我们的先辈，跨过了多少苦难岁月？没人能够说得清楚。

张德祥将目光投向了远处不知名的方向，像是回忆起了曾经的远去时光，我们就这样安静的坐着，看着茶水由淡转浓，看着夕阳擦红地脚……